黑暗时代的爱王尔德的爱情戳印

天下垂钓网 海上垂钓 2020-03-19 19:27:16 0 同性恋  时代  爱尔兰  

王尔德压迫催生的博爱托宾的书名《黑暗时代的爱》(LoveinADarkTime)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eninDarkTimes)。甚至“爱情戳印”这样特定时代的情感,也曾被汉娜·阿伦特所谈论。

汉娜·阿伦特所论说的“黑暗时代”,有其特定的政治关怀——公共领域的遮蔽、人们不再关心和谈论政治、退回到私人生活的所谓“思想自由”,这样的时代被其称为“黑暗时代”。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人们,要么厌恶“世界”(汉娜·阿伦特的“世界”一般指的就是人们交往的公共领域),要么将世界变为一种仿佛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的背景而不是真正可以谈论的东西。阿娜·阿伦特自然对“黑暗时代”有着自身的生活经验,她体验过最糟糕的时代,并给这些时代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立传,“如果这样的情况过于糟糕,那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

”她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遭受着“非人”对待的的人们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博爱”——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人性”——汉娜·阿伦特敏锐地抓住这一点,来论述当“世界”撤退后的人类场景。卢梭把法国大革命精神中的“博爱”视为人性的完满实现,他看到了时代的征候,为大革命精神塑形。这种底层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爱(博爱的本意就是兄弟之爱,fraternité),来源于当时底层人民对压迫阶层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憎恨。“当时代变得极其黑暗,以至于对某些人群的洞察力和选择能力来说不再能够从世界中撤离时,这样一种人性的出现,事实上就成为必然了。”这种人性,从表面上来看,带着人类的“永恒的博爱”,在被奴役的人群中扩散开来,最终被思想家提炼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对当时拥有这种“博爱”的人来说,其代价就是对“世界”的极端的丧失。如同一种物理现象,在极大的压力(迫害)之下,被迫害者不得不靠得如此之近,他们之间的摩擦所迸发出来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芒,其浓烈辉烂足以让后世铭记——但他们之间的空间消失了。如果把同性恋之间的“爱情戳印”放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之中来看,就大约能理解“黑暗时代”的深一层含义。托宾将“爱情戳印”视为一种同性恋之间的特殊纽带,这条纽带与同性恋在早期历史中所受到的压迫密不可分。这种压迫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同性恋原子一旦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即兼具肉体欲望与情感的对象),就只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时间也无法将其分离。但是同性恋同样也要为此付出失去“世界”的代价。他们被这样的“光”所吸引,或主动或被迫撤出了“世界”——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内在移民”,这些同性恋(在她的口中,是那时候的某些德国人、犹太人)的行为和情感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公共议题,退缩到“思想与情感的个体性”之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这句话乍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很多同性恋并不承认自己与现实之间存在抛弃或被抛弃,也不承认“爱情戳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对现实的产物,但托宾决定直面这个问题。天主教、爱尔兰人、同性恋1993年,《伦敦书评》的编辑安德鲁·欧海根怀着一个约稿的愿望拜见了托宾。他想让托宾写写有关同性恋的文章。“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托宾回忆说。他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但并不觉得这可以诉诸于文,“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托宾生于爱尔兰东南部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克西(Enniscorthy,CountyWexford),托宾家族从一百多年前就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了解爱尔兰人的“黑暗时代”。托宾的祖父帕特里克·托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曾参与1916年反抗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祖父被押解到了威尔士的监狱,和一战的德国战俘关押在一起。父亲布里德·托宾也是爱尔兰共和党成员,支持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托宾小时候是个口吃,九岁之前他都无法阅读(现在已经克服,各种采访中都能够侃侃而谈,语速颇快)。中学时候的托宾在家乡一家天主教男子寄宿学校就读,他对男性的性意识可能萌发于此时。“我发现一些神父对我很有性吸引力……如果当时他们要对我怎么样,十五岁的我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1960年代的爱尔兰,依然是一个被天主教主宰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爱尔兰社会学家米歇尔·麦克·格雷伊的著作《再论爱尔兰的偏见》中提到,直到1996年,才显示仅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爱尔兰人认可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认可同事可以是同性恋的人也只有百分之十五。六十年代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托宾记得那时的氛围。他记得那几年,他们镇上有两个年轻人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不当行为”。这是托宾十三四岁时候的事情。托宾说那是一个“专权的教会、和孱弱不安的政府联手打造的黑暗时代”。但是,罅隙也正好从最坚硬的那个地方裂开。1990年代,各种同性恋绯闻困扰着爱尔兰的天主教会——都柏林的的一个神父死在了同性恋桑拿浴室,高威郡的神父性侵了年轻男子……为什么反同性恋的天主教会反而会成为同性恋们的隐蔽之所?进入神学院以逃避婚姻的压力也许能解释一部分原因,天主教不允许神父结婚,“如果他们不是同性恋,也许便不会进入神学院。”托宾说。而在神学院以至后来的神父生涯中,这些同性恋将不被允许谈论他们的性取向,因为这是一道“禁忌”。这道禁忌如今已经解体。1993年爱尔兰将同性恋除罪化,2015年全民公投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一切都变得像陈年往事。但就像汉娜·阿伦特要为曾经黑暗时代的哲人们立传一样,托宾在用这本《黑暗时代的爱》和“世界”展开对话。“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要真正将“爱情戳印”从一种特殊的情感“拯救”回到“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谈论它。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阿伦特。他开始接受《伦敦书评》的邀请,不停地写同性恋作家、诗人的传记。他的双重身份——爱尔兰人和同性恋,让他将目光聚焦于除王尔德之外其他的爱尔兰同性恋身上。“罗杰·凯斯门特”这一章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一位被确认的爱尔兰民族英雄会不会是同性恋?在“黑暗时代”,谈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如今托宾旧事重提,他要将这一连串的同性恋们的历史书于竹帛,流传后世,“有必要不时地让他们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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